[87]总之，法教义学既要对既有法材料进行体系化加工，为改善法律提供必要的建议，也要澄清作为整个法秩序之基础的基本价值。

仅在北大法宝检索到的近几年明确使用法理概念的司法解释及判决书就有121篇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需要凝练为法学新范畴新概念，并把它们融入法学范畴和概念体系之中。

科学化、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发展一以贯之的主题。法理中心的含义在于把法理作为法学成长的根本动力和良法善治的价值根基，它的本质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的并轨，意味着权利范畴的研究必然要超越西方法学范畴定式，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法治实践为聚焦、以兼容并包为姿态，建构彰显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趋向、面向中国法理的现代化权利话语。在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学新概念、新范畴，是破解我国话语逆差的关键，是提升我国法治话语权的历史性任务。（一）独特的背景 时代是思想的胚子，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助推中国法学进入了新时期。

而随着法学范畴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学理论面临着从保守走向开放、从建构解释走向反思论证、从逻辑走向实践的跨越。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态，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影响着思想理论体系。[93]参见前引[33]，拉伦茨书，第77页。

这样的法律体系包括两个层面：作为抽象概念体系的外部体系与作为法律原则体系的内部体系。虽然重述后的法律体系在规范上等值于先前的法律体系，但它能更好或更直接地表达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32]这种理解一方面使得传统法教义学的独断论色彩日益消除，公理体系的观念被逐步打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法教义学具有了体系内的反思与批判功能。[48]Noel Reynolds, Grounding the Rule of Law,2 Ratio Juris 3(1989). [49]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页以下。

[14]Vgl.Otto Ritschl, Dogmengeschichte des Protestantismus, Bd.1, Leipzig: Hinrichs,1908, S.35. [15]Vgl.Christian Friedrich Glück, Ausführliche Erl?uterung der Pandecten nach Hellfeld. Ein Commentar, Erster Theil, Zweyte Ausgabe, Erlangen: Palm,1797, S.46-48. [16]Vgl.Gustav Hugo, Beytr?ge zur civilistischen Bücherkenntni? der letzten vierzig Jahre, Berlin: Mylius, Bd.1,1828,S.46,53; Bd.2,1829, S.254. [17]Vgl.Ewald Johannes Thul, Untersuchungen zum Begriff der Rechtsdogmatik, Mainz: Dissertation der Rechts-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t der Universit?t,1959, S.36. [18]Vgl.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396-398. [19]参见前引[9]，Franz Wieacker书，第297页。[41]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2011年版，第99页。

中国的方法论研究则在整体上没有与具体的部门法教义学相结合。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制定法实证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观念，认为它是阐释法学本质概念与基础概念之教义学的必要基础。[43]从这个角度看，法教义学也是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

[22]参见前引[20]，舒国滢文，第8页。[15]同时，历史法学将历史的与教义的作为对立概念来使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点滴积累和水磨之功将正处于萌芽阶段的我国法律评注编纂工作推展前进，是形成中国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重要一环，指导性案例已经引发学界的追踪与研究。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机关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融贯法律体系的建构，因而对于任意类型的法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当公民可以相对确定地估计到其决定的法律后果时，他的自由才会得到法律的确保。两者背后的政治—道德理念是一致的，公法和私法的许多规范可以此理念为基础被重述为一个新的体系。

如果能证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与这种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法教义学与任意类型法治观念之间的联系都将得到证成。法律评注是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集中展现。法教义学指涉单个法律体系的实在法，而在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又都可以区分出诸多特殊法教义学，如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宪法教义学等。例如，对于我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制度，存在着推定力和公信力的解释之别。[54]在这几层含义中，最核心的是可预测性的要求。国外的方法论学者多为某一部门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方法论主张与对部门法实务案例的接触密切相关。

[48]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法治，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它仅仅被认为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在任何存在法律的社会都可能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在依法而治的观念下，法治被等同于一种特定的政府治理方式，即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它都应该凭借法律行事。

国内法学方法论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2000年之后一度成为显学，但近年来有趋冷的趋势。[13]在这种背景下，历史法学将教义学这一概念正式引入法学之中，并使得这一术语日益流行。

没有法律体系能够放弃这一功能，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脱离特定教义学基本要素的法律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构筑出科学和理性的良法，为中国法治建设夯实基础。

由于当代各国法律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相互影响和借鉴的产物，一些基本概念如法律规范、法律效力、权利、义务、违法、责任、制裁等，基本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此就产生了关于实在法的一般法学理论即一般法学说的需要。所以，法教义学上当采后者。[70]例如，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其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赔偿。合宪性解释其实是一种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混合体。

中国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运用普适性的教义学方法，又要塑造本土化的教义学知识体系。从这一角度看，法教义学的筛选具有单向性，因为法律系统是一种认知上开放但运作上封闭的系统。

利益法学反对将概念—体系的建构作为法学的中心任务。当然，反对单纯照搬西方学说，尤其是特定西方国家的学说，并不是说方法论研究不具有一般性。

【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20]参见舒国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第5页。

它认为，法教义学只关注偶然立法的产物，但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28]因而无法成为关注客观规律的科学。立法者公开颁布的规范只是一堆经验材料，它们并不能自动形成科学意义上的体系，体系化功能只有在法律人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后才能实现。所以，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着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再比如，在中国学界目前关于国家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限制问题的讨论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财产观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可以将宪法和民法有关所有制和财产的规定进行整理重述，统合为新的财产法律体系。

后者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00页以下。[68]法教义学恰恰可以促进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

所谓下不来，是说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司法实务的关注，方法论研究就无法落地。恰在这里，法教义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维系合法性原则、控制国家权力边界的功能。

法律体系应当是连贯的，意味着法律体系不应为同一类案件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兼容的解决办法。将法治等同于形式合法性的法治版本，在依法而治之外附加了一些更严格的条件。